恩格斯法哲学本体论思想内容丰厚，阐述透彻，见解精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理论宝库，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打开法的现象世界内在奥秘的科学钥匙。

在丰富的外交实践活动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大国风范的国际治理概念、命题和论语，初步形成了富有时代精神和人类情怀的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思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华民族将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治原理回答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人类之问，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启了探索建设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伟大征程。习近平同志对这些优秀文化遗产和法理精华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将它们恰到好处、栩栩传神地引用在自己的讲话和文章中，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消除了近代以来文化虚无主义对传统法文化的误解和曲解，使中华法文化的精髓得到传承，使法治的中国精神和民族品格得以彰显。基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习近平同志坚持察古知今、鉴人知己，对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系统考察和深刻反思，为奉法强国、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历史依据。他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维，着眼于在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不断拓展我国的发展空间、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深入推进双边外交、多边外交、周边外交、区域外交、中美（以及中俄、中欧）大国外交、联合国外交，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方向变革。他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内含着丰富的法治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国体政体理论是建立、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和根本指南。因此，在强调国家治理中法治思维的系统性时，已经意味着其协调性。

（三）国家治理中培养法律感——初阶法治思维的场域 既然人们法律感——初阶法治思维的形成，主要不是政府建构性培养的结果，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因为切身的需要而自发地形成的。有学者强调：无论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都离不开逻辑这个工具。众所周知，这是近代经济学展开的基础，它表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得到我们喜爱的一件东西，通常就不得不放弃另一件我们喜爱的东西。（二）以法治思维安排当下和未来的国家治理 当下，我们面对的是现代国家治理。

更进一步，现代政治受司法的影响甚巨，这诚如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司法对其制度的影响时所言：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这就是法治的规矩，也是法治时代国家治理的规矩，进而高阶法治思维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观念基础和规矩。

这是因为：其一，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越来越陌生人化，这使得熟人间靠传统亲情伦理、宗族规范、社会习俗以及自我道德这些具有明显内部性的自约束机制大为松弛，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外约束机制——法律。这种长久神权统治的历史实践，很容易成为人们法治思维的前见，把法治等同于至高无上的神灵的统治——从这使得法治似乎高不可攀，进而使得人们对现实中的法治漠然视之。只有如此，方可克服权治思维，才能把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皆视为现代法治的强制性规定，是法治之常规，进而深化公民的法律感，培养公民的现代初阶法律思维和初阶法治思维。显然，在哲学上看，这是对万物皆备于我（孟子）、我思故我在（笛卡尔）、人为自然立法（康德）理论的一种纠偏，从而转向了主体间性理论——尽管在胡塞尔看来，这种先验主体与绝对自我，是主体间性建立的前提：一种成功的现象学哲学在开始时只能是唯我论，而只有在它建立在一种唯我论的基础上之后才能逐渐达到主体间性。

上述论述，意在表明，一方面，在初阶法治思维中，很容易产生虚假的情形;另一方面，它对现代法律至上、垂法而治、一断于法的国家治理——法治而言，起不到任何建构的积极作用，反而是一种瓦解的消极力量。这足以表明现代法治权力运作中的主体参与特征。所以，法律作为立法者的作品，如果不能获得国家治理中法治参与者的接受、支持和运用，则只是一纸空文，它连欣赏的价值都没有，毕竟法律是一套僵硬的理性—逻辑体系，缺乏引人入胜的艺术修辞。但正如论者进一步申言的那样：可以说，动物尚未走出感性世界，其思维、心理、认识和意识活动以本能性、直观性、现场性、经验性、表象性和机体反应性为主，不具备人类所特有的概念思维与理念思维能力，缺乏超前性、理性化、审美性和哲理性的意识品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数千年来铸就的治理传统，基本上属于权治和压制模式，其历史沉积既久，现代启蒙又深受时危世艰的国难影响，出现所谓救亡压倒启蒙 〔28 〕的走势。所以，法律的职能就是如商鞅所说的壹赏、壹刑、壹教，或是如管子所说是定分止争。

不应有离开权力的职责，否则，就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上述三种社会治理的方式，其共同特点在于背后是种超越规范的思维，或者非规范思维。

否则，国家治理的效果则堪虞。秩序一旦败坏，人们生存的基础将消失。它取决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观念多元化的事实。那么，究竟如何以法治思维安排国家治理？笔者以为，除了在经济领域坚持市场化改革，在文化领域坚持多元化改革，从而为法治的运行奠定社会需要基础之外，目前亟需做的是必以法治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并进而坚持以法治思维来组织、安排国家政治。（二）国家治理中的法律感——初阶法治思维 初阶法律思维既然属于形式的直觉、感性和情感阶段，那么，它的内容和表现，用什么样的词汇表述最为恰当呢？笔者认为，一言以蔽之，可将其概括为法感或法律感（下文中概称法律感），或者置于实践视角，可将其表述为法治感。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战略思维的法治思维，更倾向于在解决一个国家整体的、宏观的和一般的治理问题时，必须把法律挺在前面，无论民间还是官方，未雨绸缪时，要以法律和法治作为一般的和基本的预防机制;展开决策或布置工作时，要以法律检视工作的合程序性或合法性，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更需求诸法律以解决问题。

但当交往中出现纠纷这种非常规状态时，却不是如此。用富勒的话说，这项事业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 〔50 〕。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因之，法治思维和国家治理的关系，与法律思维和国家治理的关系，并不是一码事。

效率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的东西。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纠纷当事人都选择司法救济，尽管并不是每一例纠纷都需要司法救济，但司法必须对每一例纠纷予以救济的可能通道予以开放。

无论谁作这样的行为，都是一样的结果，不会有例外。由于在现代法治中，权力是种需要严格带着紧箍咒，并与责任绑控在一起的法律规范和社会事实，这似乎与古代社会权力制约较少，不少时候甚至恣纵权力的情形相比较，显得其作用日渐式微。前者属于主体对法治知其然的思维活动，而后者属于主体对法治知其所以然的意识活动。法律思维就是这些社会—制度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投射。

在法治社会，尽管要求人人有法治思维，但这不意味着要求人人所拥有的法治思维都能达到职业思维的水平。它不是指某次具体的行为被纳入法律程序，而是但凡有相关的行为皆应被纳入其中，以谨防运动式执法 〔56 〕等解构法治、损害国家治理的行为，使依法而为成为人们的习惯，使法律贯彻始终的思维成为国家治理的习惯。

〔58 〕事实上，不止是在立法和司法工作中，法治主导的国家治理，举凡立法、司法、行政活动，社团、村寨、社区、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社会主体之间的契约化交往以及国家间的交往等，都是在规范这一逻辑大前提下展开的事业。在司法中虽然会出现对法律冲突的救济，但它主要是对法定的社会秩序遭遇破坏时的补救。

例如禁止狩猎、贩卖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就是把天人关系的规定性化约到人类行为规范中，从而变成以天人关系为内容的人际关系。在外延上，国家治理中法治思维的协调性，也可两分为内部协调（法律规范协调）和外部协调（法治要素协调）两方面，对此，知晓了前述法治思维体系性的论述，便可推知。

因此，在逻辑关系上，法律思维是因，法治思维是果，法律思维是逻辑前件，法治思维是逻辑后果;在思维根据上，无论法律思维，还是法治思维，皆是根据法律的思维，而不是超越法律的思维。如果说前述国家治理方式皆奉行的是非理性的、非规范思维的话，那么，法治所奉行的是理性的规范思维，这种思维，即是法治思维，这似乎类似于法律人常言的法律思维。所以，义务感和义务思维的养成，对法治思维而言，与权利感和权利思维的养成几乎是等值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从秩序价值——保障平等的自由这个意义上讲，义务感与义务思维之养成，要甚于权利感和权利思维。显然，它可以事半功倍地实现现代国家的整体治理，避免公民被裹挟地参与国家治理中的那种被动和由此导致的对国家治理的拖拽，避免普通人成为国家治理看客，甚至成为反对法治的消极力量。

前者主要体现在人们公知的法律的平等性，即法律和法治必须承载正义——这种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而永恒的意志 〔75 〕。反之，不少时候，国家治理的事实和规范资源要取自法律之外。

如果说法律规范冲突、法治各要素的冲突需要救济的话，那么，司法则是对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出现裂隙后的法律弥合机制。所以，法律是人们预先行为时，能够获得心理安全和行为保障的预期机制和预判根据。

所以，这里的规范，不是离开法律的其他规范，而是由国家直接制定的法律，或者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合法意义，能够被安排或结构在法律秩序体系中的社会规范。